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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地理】张掖山西会馆探幽

 2020/11/17/ 14:58 来源:每日甘肃网-甘肃经济日报 张鸿清

张掖山西会馆探幽

  张鸿清/文

  在张掖古城区,以钟鼓楼为中心,四街八巷,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原有的城市历史格局。现在,四街里面唯有南大街不是笔直的,街道在张掖山西会馆门前摆出了一条弧线,关于这条弧线还有一段佳话。

  1996年,张掖南大街因城市建设改造升级需要拓宽。其中,山西会馆山门占压红线14米,被纳入拆除之列。由于事关重大,政府邀请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顾问、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等专家,专程到张掖,就山西会馆山门是拆迁,还是就地保护,召开了专题会议。专家们一致认为,文物古迹一旦拆除,不可再生,即便是迁建他处,也失去了其原真性;南大街拓建应避开文物,拐弯建设,对山西会馆施行原址保护。此举,在1996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韩城分片年会上,被传为佳话。

  张掖山西会馆,位于南大街中段西侧,大佛寺东北角,坐西面东,是目前张掖保存最为完整的会馆,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所谓会馆,就是特殊人群聚会、交流、客居的场所。顾名思义,山西会馆就是专供山西商贾逗留聚会住宿的所在。那么,山西人缘何将会馆建到了张掖呢?这要从明朝建立九边重镇说起。

  1368年,明朝洪武元年,徐达率军北伐,元军大败,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草原。明初,中原大地百废待兴,而回到草原的蒙古骑兵,也始终没有放弃复辟图谋。

  1403年,退守漠北的北元政权经历了五代大汗后,分裂成鞑靼、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落。明王朝与蒙古部族数次开战,尽管明军战绩不错,却始终无法将对手彻底消灭,这样北部边患问题就成了一块心病。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,明王朝决定加强北部的军事防务。

  1369年,明王朝在推翻元朝的第二年,朱元璋即下令开始修筑自山海关到河北宣化一线的长城。经历了明成祖朱棣,到明宪宗朱见深六代皇帝70多年的修筑,到16世纪中期,明朝建成了东起辽东鸭绿江边的虎山,西至甘肃河西走廊嘉峪关,全长17700多里的万里长城。并从明永乐初年到正德年间,用了100多年时间,先后在北部边境建立起了辽东、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太原、延绥、宁夏、固原和甘肃九个军事防御重镇,被称为九边重镇。

  明朝自建国起,国防重心就一直以北方边镇为主,明军与蒙古骑兵沿长城形成长期对峙。可以说有明一代,其北方与蒙古部族的边患就从未停止过,直到亡于李自成。

  九镇之中,甘肃镇总兵驻扎在甘州卫,也就是今天的张掖市。管辖驻守长城约800多公里,东南起自今兰州黄河北岸,西北至嘉峪关讨赖河一带。至今明长城遗址在张掖境内还时断时续,有多处遗存,保存最为完整的在山丹县境内,是与汉长城并存的一段。永乐时期,甘肃镇驻军兵力约9.6万人;崇祯时期,驻军兵力约4万人。甘肃镇以居河西走廊一线之路,孤悬千里的特殊地理位置,承受着来自边防的巨大压力。当时,北方行踪不定的鞑靼部落一直虎视眈眈,西北方向快速崛起的东察合台汗国,屡屡袭扰甘肃镇,试图控制河西走廊。

  九边重镇派驻的总兵力,在明朝各时期有较大变化。从永乐年间至明末崇祯皇帝时期,连马匹带兵丁,其兵力从四十多万到近一百万不等,庞大的军队驻扎,吃喝便成为令朝廷头疼的问题。为了解决戍边将士的军需和粮饷,明王朝将盐引(换取盐的凭证,俗称盐票)大规模地运用到边防,以解决边境戍边军队的军粮储备问题,史称“开中法”。

  1370年,明王朝首先在太原、大同两镇实行“开中法”,鼓励商人们运送粮食到边塞,以粮食换取盐引,赋予商人贩卖食盐的资格。盐,自春秋齐国管仲起,基本历朝历代大都是国家专营的。没有盐引被视为贩卖私盐,是杀头之罪。而“开中法”,放开了对食盐的控制。

  1371年,明王朝制定的“中盐例”,规定一至五石粮食可换取一小引,约200斤盐,后来随着粮价高低而不断调整变化,每年的盐引数量在8万引左右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,给近水楼台的山西太原、大同商贾带来了历史性商机,也因此成就了晋商五百多年的商业传奇!

  靠近边关的山西商人捷足先登,他们迅速组织贩运粮食到就近的边镇,以换取盐引。然后凭盐引到政府指定的盐场换取食盐,再运往指定的地方进行销售,从中获取高额利润。刚开始他们只是通过收购贩运粮食到边镇,但因为成本高,挤压了利润空间。为获取更加丰厚的收入,一部分晋商开始在各边镇周边直接雇佣劳力垦田种粮,就地换取盐引,从中渔利,史称“商屯”,商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和稳固边防的作用。

  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,山西商人又得以与关外各民族开展贸易,互通有无。就这样,他们和后来的部分陕西、河北京客,抓住天时地利,依靠贩盐发财兴旺起来。可以说,明“开中法”的实施,让晋商淘到第一桶金,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晋商藉此渐成气候,跻身于中国十大商帮之首。 也为之后山西商人的茶叶之路铺平了道路,积累了商业资本,更为走西口打下了基础。

  山西地少人多,历史上就有重商从商的传统。这一传统促使很多优秀的人才走向商道,他们凭借“开中法”,以艰苦奋斗、诚实守信的精神把生意越做越大,最后基本覆盖九边重镇。

  1496年,明代中期,户部尚书叶淇于弘治五年,废除了“开中法”,实行“折色法”。“折色法”废除了盐商向边关运送军粮换取盐引的制度,改为直接向盐产地用等值银两购买盐引的制度。自此,山西、陕西等地的盐商为了生存纷纷搬到徽州、扬州一带,促使边关的军粮再度出现严重的供给矛盾,引发明朝后期的边关问题,并最终亡国。

  1644年,清顺治元年,清军攻入北京,明王朝覆灭。长城内外,漠南漠北,远至蒙古的萨彦岭和恰克图,重新成为中华封建帝国的领土。

  长城则成为清政府分治蒙汉民族的藩篱,为此建立了严格的查验制度,明文规定长城内外,蒙古人不许随便进边墙,汉人则不许随便出边墙,如有犯者,抓住就是死罪。

  清朝康熙三十一年,长城解禁,山西商人也开始了长达260多年走西口的历史。历史上的“走西口”,亦称“走口外”,是指山西、陕西等地百姓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、经商的活动。

  清康熙年间,走西口的规模达到高峰。到清光绪三年至五年,山西等地大旱三年,这时的山西商人已不再是风光的往边关运粮,而是为了生存走西口。走西口,有数条线路,主要的目的地是现在的内蒙古境内,后来发展到新疆、欧洲、俄罗斯等地。其中,经杀虎口进入归化城,西行至萨拉齐,过包头,穿宁夏,越甘肃这一线,张掖、酒泉、敦煌成为必经之地,然后到达今天的乌鲁木齐、伊犁等地。最终,晋商用牲口驮运等传统方式把生意做出了国外,成了纵横欧亚大陆500年的大商帮。晋商最辉煌的时候,清朝户部国库,王公贵族的家产,都交给他们经营打点,甚至在慈禧西逃的时候,路费也是由晋商所出。

  明永乐时,甘肃茶马司设在甘州。清初,设陕西洗眠、河州、西宁、庄浪、甘州等茶马司。至圣祖康熙四年,茶马政策一直沿用明朝制度。因此,清代的甘州府商业贸易非常繁荣,是河西走廊马市和茶市的交流中心。与此相关的商贸交往均在此集结,承接着东来西去的商队,来自山西、陕西的大商巨贾不断涌现在甘州街头,路上车马商贩,南来北往,时有驻足。

  纵观历史,无论是作为九边重镇的驻地、还是西北重要的茶马互市、抑或是“走西口”的重要驿站,甘州都是晋商、陕商等各路商贾必到之地。每逢交易旺季,四方商贾云集甘州府,全国各地商人纷至沓来,催生了甘州的繁荣,这种繁荣一直延续至清中后期。

  乾隆十八年,王学潜所作《甘州赋》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:“其都市之间,衢(qu)衖(xiang)连延,廛(chan)市周环。逆旅传舍,轮蹄错盘。酒旗当垆(lu),茶灶蜚烟”,“百物繁颗,争珍斗妍”,“击毂(gu同轱)摩肩,袂(mei)云汗雨,熙攘往还”,“檀板红牙,觥(gong)筹纵横”,“马牧金埒(lie),矢射蒲姑”。

  《甘州府志》载:“红灯夜市,依稀槛外之旗亭;画角秋声,隐约城中之箫鼓。”由此可以看出,当时的甘州府,不仅商业繁茂,人员凑集,百业旺盛,而且文化娱乐活动也十分热闹。

  甘州府各大旅店饭庄经常人满为患,一铺难求,远道而来的商人们穿梭于古城甘州,甚是热闹,甘州成为河西商业中转和交易的中心。但同时,也有一些初来乍到者,人生地不熟,不要说做生意,有时甚至吃住都是大问题。

  一时间,富裕起来的各地商贾,尤其是晋商,在重要的商贸重镇修建会馆蔚然成风。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同籍商户在异地经商的诸多不便,同时也成为他们拥有财富的象征。

  张掖山西会馆、陕西会馆、民勤会馆、武凉会馆,包括酒泉的山西会馆,都是在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修建的。

  自古以来,为了生存、为了积累财富、为了出人头地,有无数商贾抛下妻儿,背井离乡,远赴关外,奔走于漫漫丝路商道,此一去千山万水,或许只能是山河入梦了,毕竟关山迢迢。独在异乡为异客,对大多数人来说,心中都有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,离开故乡越远越久,乡愁就会越醇厚越浓烈。所谓“逢人渐觉乡音异,却恨莺声似故山”,漂泊在外,总是故乡音最动听,总是故乡人最亲近。

  这些往返于遥远商道的商贾们,对乡愁可以说是深有体会。且不说千里商路上的困苦寂寞,纵使是富可敌国,吃穿不愁、锦衣玉食,但客居他乡的绵绵思乡之情却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。

  赵世贵是一名远居甘州府的成功晋商,经过多年打拼,已在甘州拥有多处商号。在经商历程中,他一直以乐善好施著名,经常出资帮助遇到困难的同乡。在甘州扎稳脚跟之后,赵世贵对故乡同道仍是充满关注。他深知山西人在千里从商途中的不易,更是体验过背井离乡的苦痛,对在外奔波的故乡人没有可以容身之事,一直念念不忘,便思索着如何让他们在长途跋涉到河西边塞时能获得最大的便利,于是萌生了在甘州筹建会馆的想法。一日,他将心中所想告诉了同在甘州做生意的弟弟赵继禹和同道张朝枢,三个人一拍即合,于是,向当时在甘州做生意的山西籍商界人士发出筹建倡议,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响应。不出手则以,出手就是大手笔,为了兴建张掖山西会馆,赵世贵、赵继禹、张朝枢等前前后后的晋商,总共投入费用数千两。

  雍正二年(1724年),在赵世贵等晋商的共同努力下,历时六年,将张掖大佛寺东北角的一座关帝庙,于雍正八年,改建为忠义会馆。

  在现会馆南耳房的院棚下,有一块立于民国九年(1920年),重修山西会馆大殿卷棚厢房牌楼碑亭记记事碑。根据碑记载,山西会馆当时叫忠义会馆,由晋商创建于雍正初年。宣统二年(1910年),会馆的大殿、卷棚、厢房、牌楼等,因年久失修已是岌岌可危。于是,甘州的协同庆、同积永、义同泰、起盛永、大德隆、三和玉等二十五家商号和个人,捐助白银1397两,钱16千文,从二月开始,至九月初,历时半年多,重修了正殿的卷棚,南北献殿六楹(间),厢房十楹,牌楼三楹,同时新修碑亭三楹。

  另一块重修山西会馆碑,则记载了时隔6年后,对会馆的又一次修葺:“山西会馆创于清雍正间,自乾嘉道咸同光以来,其间善造加饰,先后非一人岁月,费一时均之。经始于丙辰(1916年)季春,落成于丁巳(1917年)仲夏,需时逾一年之久,用款约六千余金。”

  与张掖毗邻的酒泉山西会馆,则修建于清朝乾隆十一年(公元1747年),是在当时驻肃州的川陕总督黄廷贵主持下,也是在原关帝庙的旧址上,由在肃州做生意的山西人出资修建的。

  关帝庙以供奉三国大将关羽而兴建,因关羽是山西人,更为世代晋商所推崇,其忠义诚信之精神是他们经商的座右铭。因此,国内外所有的山西会馆,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以关帝庙为主体建筑,尊奉关羽,逐步形成了晋商在关公信仰中的独树一帜。这种文化也随各地的山西会馆,将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推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

  山西会馆整体完工之后,看到山西人千里而来者息肩投足,至若家居,乡语喧哗,往其为客的情景,赵世贵不由心生感叹!意识到山西会馆的修建,已经不仅仅是为漂泊在外的晋籍商贾提供了一个可供安歇的所在,更是凝聚了一种精神、一种对家乡强烈的自豪感。成为此后百余年间往来于山西与张掖之间,羁旅之人的荫蔽之所,为身在异乡的晋商找寻到了一个精神家园。

  会馆的建成,使山西商人的精神为之一振,在赵世贵等故里先贤的感召下,更多晋籍商贾纷纷千里迢迢来到甘州驻足从商;或做短暂休整后,继续西行前往遥远的新疆甚至欧洲。会馆的建成,同时也体现了晋商在甘州府的实力,大大提高了他们在河西地区经商的影响力,一时间晋商在河西实力日强,并声名远扬,对后来不断客居在此的晋籍商贾们,又是莫大的激励和荣耀。

  到了清中期,甘州已经汇聚了大大小小数家会馆,会馆名称大多以具体的州府地名为名,专门接纳本籍同乡。会馆的大小、条件好坏,则大多与此地行商人数的多寡和情怀相关。经常光顾会馆的,除了同籍商贾,还有一些有商务往来的各地客商,毕竟商场险恶,世俗喧嚣,惟故里乡音能够让人稍感欣慰,会馆的大门就像是通往故乡的捷径,门里是淳朴的乡情,门外则是繁杂薄凉的世俗。

  张掖山西会馆的山门,是一座造型华美的建筑。两侧是砖砌的六米长“八字”墙,墙中央分别有“忠”、“义”大字楷书砖雕,山门中间高挂匾额“山西会馆”。

  进入山门,南北两侧各有耳房数间,为生活用房,有通道可以分别进入院内;同时,两侧还分别设有木梯可以上到二楼,入口上方分别有“出将”“入相”两块匾。正面是深约十米的一个甬道,两侧设木栅栏,栅栏内原来有镇牛鬼蛇神的诸神塑像若干。穿过甬道来到会馆院内,通道上面二层与山门背向面西,是一座巧夺天工的戏台,其一层两边各书有一个大字“财”“禄”。

  戏台正前两侧,建有对峙的上下二层看楼,各为七开间,宽约二十米,进深三米有余。观戏楼建筑为单面坡顶,前檐柱间,置有木构花栏,廊柱间施雀替。当年看楼使用时,楼上应该设有雅座,为上宾就坐观戏区,楼下及中院应为次宾及大众席。站在中院,面向戏台,仿佛置身当年,楼上楼下商贾云集,高朋满座,在丝弦锣鼓声中,台上台下互动叫好,货郎穿梭其间,晋剧、秦腔、豫剧、昆剧、花腔轮番上演,好不热闹!在无意间,晋商将中原戏种带到了河西走廊,并通过各地的山西会馆,将传统戏剧剧种推广传播到大江南北。

  迎面是牌坊楼,牌楼建筑为三门四柱,柱底部两面均施夹杆石,石面雕有吉祥图样。中间嵌板上,高悬蓝底金字匾额“威震华夏”。牌楼左右两侧,分别是钟楼与鼓楼,楼前摆放石狮一对,建筑为两层攒尖四面坡,或南或北中间开门,进入钟鼓楼上二层,可通向观戏楼二层。

  极目仰观,牌楼为三门四柱三楼式,中间楼高达十米有余,牌楼之上,斗拱层叠,达六层之多,并逐层增大,呈倒梯形,歇山顶,楼顶青瓦覆盖,两层飞檐,随着一阵微风,檐角风铃发出幽远悦耳的声音。

  穿过牌楼,便是主殿,主殿前为抱厦,抱厦面阔三间,进深十米有余,宽约十四米,卷棚顶覆青瓦。抱厦中间悬牌匾“关帝庙”,透过抱厦南望,可见张掖土塔秀美的身姿。

  正殿面阔三间,进深约八米左右,卷棚顶,前檐大额坊雕有各种卷草花纹,殿角为砌砖方柱,上端砖雕花鸟虫草,走兽珍禽,其雕刻形象生动,惟妙惟肖。正殿上方悬匾额“乃大丈夫”,为阎锡山所题。大殿门柱挂木刻楹联:

  汉朝忠义无双士,

  自古英雄第一人。

  为四川省书协会员、中华书法研究会江祥章所书。进入大殿,正上方供奉关公夜读塑像。

  在主殿内可以明显地看出,当时会馆由关帝庙改建的痕迹。当时的会馆,日常除了按时举行祭拜关帝的仪式外,其重大集会议事都在主殿举行,其他事务则在附属建筑进行。

  会馆整体建筑布局为合院,建筑搭配起伏开阖,疏密相间,错落有致,整体院落浑然一体。其间的木雕、砖雕、石雕都十分考究,而考究只是古人精于工艺的一种反应,是一种美学的表象。每每漫步于会馆之中,除了欣赏建筑本身的美,更加吸引我的是这里的木雕、砖雕、石雕所呈现的内容,用当下的语言叫“满满的正能量”。

  会馆最大的两块砖雕在山门南北两侧。南面的砖雕内容为“锦绣山河”,巨幅砖雕的周边雕刻有琴棋书画、牡丹荷花等传统纹样。北面为“百荷图”,寓意和合,以和为贵,周边雕刻有花瓶,寓意平平安安,还有琴棋书画等精美的传统纹样。

  其实,古人的生活智慧全部藏在建筑中!只是,当下的人们总是脚步匆忙,很难停下来,细细品悟。不由心生感慨,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建筑,才是中国人应该住的房子,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岂会焦虑?住在这样的房子里,才不会让我们忘记从哪里来,又将去往何方。会馆处处渗透着传统文化,是中国传统建筑之集大成者。

  山西与张掖相隔千里,而在这千里之外,山西会馆乡情存焉,来此可一解思乡之愁。到清末民国时期,会馆还曾开办义学,供同籍商家子弟入学读书。

  明清年间,山西商人几乎遍及全国,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建有五百余家山西会馆,张掖山西会馆是其中之一。这些遍布的会馆,是晋商当年艰苦创业、闯荡天下的历史见证,是他们创造辉煌商业奇迹的缩影,也成为传播三晋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  从雍正二年到民国初期,这座地处河西走廊商贾重镇的会馆,曾居住过无数山西商贾,这里成为他们事业和人生的中转站,而经由张掖山西会馆走出的山西商人,又对后辈乡亲多有帮衬。百年间,张掖山西会馆承载着山西人的乡愁,也在遥远的河西维系着山西人的文化血脉。

  如果你是一位生于明清两代的山西商贾,如果你有幸一路披荆斩棘,千里迢迢来到张掖,举目无亲的你,有很大概率会先找寻属于自己的家乡会馆。

  如今,行走在张掖南大街,似乎还能够看到各路晋商进出会馆的情形,似乎也还能寻觅到当年山西商人走过的路和寄托乡愁的所在。

  参考文献

  1.孙晋浩,《开中法的实施及影响》。

  2.《明史》。

  3.《甘州府志》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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